《淮南子》與連珠體的演變

　　作者：管宗昌（大連民族大學中文系教授）

　　西漢初年劉安編修的《淮南子》中，有《說山訓》《說林訓》兩篇。這兩篇文章由若干短章集合而成，通過具體事象說理是這兩篇的核心特征，駢偶對仗的句式特征在這兩篇中也屢有體現。這些特征，與西漢末期出現的連珠體這一文體有著密切的文學關聯。

　　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兩篇屬于前后相連的姊妹篇，均以說理為主。但是這兩篇的行文顯然與其他篇目有別，由若干短章集合而成。從行文形態看，這些短章有如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議論在前，具象在后。前邊表述較為抽象的道理，或者作者的哲理意圖；后接以具體事象，用以類比和證明。如：“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裸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說山訓》）“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說林訓》）這類行文經常以“譬猶”“若”等作為連接，具體事象作為類比用以證明抽象哲理。

　　第二種：具象在前，結論在后。通過具體事象見出一般規律和結論。如：“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豪之末，淪于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說山訓》）當然，偶爾也會見到具象與抽象交替多次出現的情況，屬于以上兩種類型的雜合。

　　第三種：臚列具象為主，哲理隱其中。如：“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說林訓》）這些章節展現的只是具體事象，但是作者的真正目的還是通過這些類近事象闡述某種哲理。所以，經常看見作者雖并未專意展示哲理和結論，但是這些事象臚列后自然會帶出一定的總結。這種情況可以看作哲理半隱其中。如：“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于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說山訓》）這段中的“所行則異，所歸則一”是事象的總結，但是也部分隱藏了更為普遍的哲理。

　　第四種：寓言體。作者將抽象的哲學道理寄以具體形象進行闡釋，使抽象的哲理表述有了具象的外殼。如：“魄問于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說山訓》）作者虛構了魂魄兩個形象，讓他們開口講話闡述道理。這種形態較為特殊，在兩篇中只有《說山訓》開篇一見。

　　第五種：直接的哲理和結論表述。這種情況并不見具象出現，如：“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說山訓》）但是，這種情況在兩篇中僅此一見。

　　第二種和第三種類型是兩篇的主要行文形態，兩種段落大約占88%，而其中第三種類型又略多于第二種，至于第一種類型不是兩篇的主要形態。也就是說，兩篇集合了大量哲理，但這些哲理主要通過具象方式展現，而不是單純的抽象說理。可以斷言：通過具體事象說理的具象性才是這兩篇的核心特征所在。

　　兩篇以具象性為根本特征，而其具象包羅的范圍極其廣泛，具體說來有如下幾種：第一種：自然規律和現象。如：“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說林訓》）第二種：人事常情和常識。如：“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說山訓》）當然，以上兩種分類具有相對性，有些時候所謂的自然規律和人事常情并不易區分，因為他們背后有著共同的深刻哲理。第三種：歷史典故。其實是臚列已經發生的歷史故事和傳說，從中抽繹出哲學道理。但是《說山訓》《說林訓》在用到這些具體事象的時候，明顯進行了簡潔化處理，并未充分展開事件。所以，此處叫作歷史典故。如：“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說林訓》）第四種：無稽典故。所謂無稽典故，是指那些無史可證的故事。如：“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鄉。”（《說山訓》）

　　在這幾類具象中，以第一種和第二種所占最多，約占93%。歷史典故和無稽典故所占極少。這與之前的說體文章有著重要區別。以《韓非子》的《內儲說》《外儲說》為代表的說體文，是以集合歷史故事為主要特征，其中的歷史故事占據了絕對優勢。另外如《列子·說符》《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等均是如此，與《說山訓》《說林訓》區別明顯。

　　連珠體是漢代揚雄創始的文體，歷經班固、蔡邕等，至六朝蔚為大觀。揚雄是連珠體的創始者，傳世《連珠》有兩章。第一章有明顯的駢偶對仗格式。前兩句屬四六對仗，后一句屬句內對仗。第二章總體屬排比格式，列舉三樂。多處有駢偶特征，但是其中有不少成分溢出這種駢偶結構之外，不算十分工整。另外，部分句子還有押韻特征。內容具有典型的規勸性，屬典型的結論性連珠，并沒有假借比喻、類比、典故和具體事象以說理，是結論的直接羅列。最后，押韻特征時有時無，駢偶對仗明顯的章節押韻不明顯；駢偶對仗不明顯的押韻則比較明顯。班固有連珠文五章，突破了一章獨行，而變為多章集合。至漢末六朝，連珠文蔚為大觀。如蔡邕《廣連珠》、王粲《仿連珠》、陸機《演連珠》、庾信《擬連珠》等，題目看似承續前人，仿效演繹。但從文本看，這些連珠有了全新的進展。篇幅章節明顯擴展，有的擴展至十幾甚至幾十章。駢偶對仗逐漸成為此時連珠文的典型特征，特別是四六句式的駢偶基本成為常態，基本無溢出駢偶結構的情況。庾信是連珠文發展史上的一大轉折，其《擬連珠》共44章，將“臣聞”改為“蓋聞”，意味著其內容不再局限臣對君規諫。44章所涉范圍極廣，突破了之前多從君主治國明理的套路。很多章節明理意圖也不明顯，更類于事實羅列和陳述。

　　傅玄《敘連珠》認為連珠體有兩大特征：一是“假喻以達其旨”的具象性；二是“辭麗而言約”“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的形式特征。這與唐前連珠實際情況吻合。沈約《注制旨連珠表》認為連珠“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與傅玄的論述也并無二致。褚斌杰先生《中國古代文體概論》認為可讀性、比喻以說理，均是其核心特征。

　　《說山訓》《說林訓》兩篇中存在不少工整的駢偶對仗章節，如：“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這些章節其實與連珠文已極其相近。這些較為工整嚴謹的駢偶對仗，體現了“臚列具象為主，哲理隱其中”“具象在前，結論在后”的特點。也時見駢偶結構，但是卻很難保證具象與結論同時都呈現駢偶，如：“月盛衰于上，則蠃蛖應于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這些章節層次性更強，有前后段。有的出現類似連珠文的“故”“是故”“是以”等連接語，但前后均無溢出駢偶的情況還是很少，更多的情況還是前段駢偶、后段溢出。兩篇的駢偶對仗主要呈現在具象描述中。作為結論和哲理的部分也有駢偶，但更為稀見。

　　從連珠文發展歷程看，便極易發現這兩篇與連珠的關聯。兩篇在駢偶對仗這一特征上，與揚雄、班固等人的早期連珠文存在諸多相似：其以駢偶手法描述的是具象，用以類比和比喻；時見溢出駢偶結構的內容。這些與這兩篇直接關聯，足見其對這一文體的啟發之功。

　　當然，也必須看到“是以”“故”的擴展形式，于兩篇雖非常態，但確已出現，“是以”之后的結論也用及了駢偶，并且還出現過類似六朝時期的典型結構樣式。這些證明兩篇不僅對連珠體有啟發之功，而且對連珠體的發展，以至于成熟狀態也有不自覺的預示。

　　在《說山訓》《說林訓》之前，借具象的比喻、類比以說理的情況并不少，可見于《論語》《老子》《呂氏春秋》等。但必須承認，這些章節并不集中，只是偶爾出現，而《說山訓》《說林訓》則十分有意地羅列大批此類段落。具象所涉范圍廣泛，具象所承載的哲理也十分廣泛。其所言說的對象應該指向所有讀者，雖包括帝王，但絕非僅指帝王。這與庾信之前的連珠文有差別。

　　從揚雄始至庾信之前，這些連珠文多以“臣聞”開頭，有著較為鮮明的規勸帝王的指向和目的。直至庾信方放棄這一文章指向，將連珠文發展為一種普泛意義上的明理之文。但其在語言與形式美上無疑大大進步。這可看作是對這兩篇的曲折回歸和升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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