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反恐進入新階段

        恐怖主義活動呈現新特點

        從巴黎到布魯塞爾，從伊斯坦布爾到拉合爾，一段時間以來，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震驚世界。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球當前面臨的最嚴峻和急迫的安全挑戰。未來一段時間，全球反恐形勢預計將呈現以下特點：

        “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漸呈頹勢，加緊對外滲透。去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社會凝聚反恐共識，加大對“伊斯蘭國”的打擊力度。“伊斯蘭國”在遭到連番打擊后，轉攻為守，掌控的地盤不斷縮小。2014年，“伊斯蘭國”曾控制1/3的伊拉克和敘利亞。但到今年4月，它已喪失40%的地盤，其中包括伊拉克重鎮拉馬迪、敘利亞古城巴爾米拉等。近幾個月來，又有20多名恐怖頭目被擊斃。不過，“伊斯蘭國”的實力仍不容小覷。隨著戰局變化，決戰階段日益臨近，“伊斯蘭國”所謂的“首都”拉卡和伊拉克大城市摩蘇爾將是爭奪重點。“伊斯蘭國”一方面在伊敘負隅頑抗，一方面加速向其他戰亂地區滲透，在利比亞沿海占據一片條狀地帶，在阿富汗東部招兵買馬，并插足也門亂局。這些地區都可能淪為新的恐怖策源地。

        國際恐怖襲擊將呈高發態勢。據統計，今年前三個月，全球共有2200人在恐怖活動中喪命。其中，20%的恐襲與“伊斯蘭國”有關。法國國防部長勒德里昂說，“由于被逼入死角，該組織比以往更危險了”。中東和非洲是其襲擊重災區，美歐也是重要目標。巴黎恐襲案、布魯塞爾連環爆炸案都有“伊斯蘭國”參與其中。在“伊斯蘭國”暴恐模式示范下，其他地區恐怖組織也紛紛效仿。現在全球有30多個恐怖組織宣布效忠“伊斯蘭國”，如“博科圣地”橫行西非，接連作案；菲律賓4個極端組織今年初宣布建省，隸屬“伊斯蘭國”，并襲擊菲軍；此外，“基地”組織也借機生事，與“伊斯蘭國”展開恐襲競賽。在拉登殞命后，“基地”組織影響力有所削弱，但死而不僵，仍暗中積蓄實力，并借“伊斯蘭國”遭受嚴打之際，制造大案，爭搶風頭。法國《沙爾利周刊》恐襲案、馬里酒店襲擊案、布基納法索酒店襲擊案等，都有其分支參與其中。

        超級恐怖主義風險上升。核生化武器與恐怖主義的結合，一直被視為人類夢魘。但這一夢魘在中東地區已部分成為現實。近年來，“伊斯蘭國”頻頻發動化武攻擊。據最新報道，今年3月它在伊拉克以化武致600多人死傷。美國情報機構認為，“伊斯蘭國”擁有化武研發中心，從敘利亞、伊拉克、車臣乃至全世界招募化武專家。該組織還覬覦核材料和生物武器。布魯塞爾恐襲嫌犯曾監視核電站負責人員，圖謀實施綁架，獲取核材料。敘利亞反對派從“伊斯蘭國”手中繳獲一臺手提電腦，內有鼠疫病菌武器化計劃。隨著“伊斯蘭國”勢力向外蔓延，它在域外發動核生化攻擊的風險增加。在2016年歐洲杯前夕，多國政要都在講話中表示，地鐵或體育賽事可能遭恐怖分子的化學武器攻擊。一旦發生核生化恐襲，無論實際殺傷效果如何，都將造成極大的社會恐慌。

        外溢效應引發多重難題

        恐怖組織的大規模活動，對國際經濟及地區形勢造成深遠影響。“伊斯蘭國”在中東作亂，可能使國際油價產生巨大波動。美國“零點對沖”網站預測2016年十大“黑天鵝事件”（指意料之外但足以改變一切的事件，存在于各領域，在經濟領域，通常會引起市場連鎖負面反應甚至顛覆），名列榜首的就是“伊斯蘭國”襲擊中東產油國基礎設施，屆時國際油價可能暴漲。此外，恐襲風險還將重創旅游業。去年11月巴黎恐襲之后兩周內，巴黎旅店入住率與上年同期相比猛降25%，11月與12月前往巴黎的國際游客人數也銳減15%。

        在目前形勢下，歐盟將持續承受巨大安全壓力，由敘利亞內戰引發的難民問題已經使其窮于應對。隨著敘利亞戰事趨緊，難民出逃數量還可能增加。歐洲各國最擔心的，是伴隨難民潮夾雜而來的多重恐怖主義風險。一是可能出現“特洛伊木馬”現象：難民潮數量巨大，恐怖分子可能乘機混入，并到處流竄。歐盟國家無力一一篩查甄別。去年11月巴黎恐襲案的兇手就是以敘利亞難民身份入境法國的。有報道稱，“伊斯蘭國”還在歐洲秘密訓練特種部隊，以便從其內部發動襲擊。二是社會疏離感將催生更多本土恐怖分子。歐盟已有大量穆斯林，其中有些穆斯林社區，如比利時的莫倫貝克基本處于失控狀態。由于身處社會邊緣，境況不佳，二代或三代移民易被極端主義蠱惑，走上暴恐之路。據荷蘭海牙國際反恐中心數據顯示，有4200多名歐盟成員國公民赴伊敘參加“圣戰”，其中1/3返回歐洲，成為安全隱患。難民數量劇增將使該問題更加突出。三是難民潮還可能誘發極右翼恐怖活動。德國、法國以及東南歐國家攻擊難民的事件頻頻發生。極右翼政黨開始鼓噪，得票率大增。難民危機與恐怖威脅交互作用，可能使申根體系難以為繼。

        國際反恐合作日益密切

        面對嚴峻恐情，全球各國和國際組織積極制訂新政策，出臺新舉措，國際反恐合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強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美俄雙方在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2014年以來，國際上先后形成以美國、俄羅斯、沙特為首的三大打擊“伊斯蘭國”聯盟。隨著形勢變化，其政策走勢各異。

        美軍逐步加強在伊敘的反恐投入，先后突破“美國軍靴不踏上敘利亞領土”和“地面部隊不再重返伊拉克”紅線。在敘利亞，其特種部隊向反對派提供咨詢。在伊拉克，設立特戰中心，特種部隊直接介入地面戰事，執行突襲、營救和情報搜集等任務。美軍對作戰前景樂觀，認為削弱“伊斯蘭國”的第一階段作戰任務已經完成，下一步將進入第二階段，搶占戰略要地，瓦解“伊斯蘭國”。為此，美軍將增加空襲，增派地面部隊，并首次公開動用網絡武器，阻塞“伊斯蘭國”通訊。法國、澳大利亞等國也持續對“伊斯蘭國”實施空襲。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對敘政策出現重大調整。俄軍的空襲表現突出，沉重打擊了極端勢力氣焰。在巴沙爾政權地位相對穩固之后，俄羅斯撤出大部分力量，但仍為敘利亞政府軍提供掩護和支持。伊朗則乘機擴大對敘影響力。打擊“伊斯蘭國”符合美俄共同利益，因此雙方維持較為密切的戰術磋商。俄方透露，美俄之間盡管只簽署了飛機避撞協議，但實際上開展了密切溝通。軍隊調動、空襲等均相互通氣。在其協調下，敘利亞政府軍與敘利亞庫爾德人武裝的攻勢也更有章法。與前兩者相比，沙特牽頭成立的34國反恐聯盟進展較為緩慢，實質性動作不多。3月，聯盟舉行軍事首腦會議，沙特提議建立協調中心，分享情報，反對暴力意識形態，必要時采取軍事行動打擊極端分子。

        國際組織及多邊機制力圖在反恐中發揮更大作用。聯合國安理會反恐委員會官員認為，反恐必須著力應對五大挑戰，即外籍“圣戰”分子問題、網絡恐怖主義、“獨狼”襲擊、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的勾結、極端主義思潮。聯合國及其他組織、多邊機制正從不同層面回應這些挑戰。聯合國致力于鏟除恐怖主義思想根源，提出《防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劃》，4月在日內瓦召集國際大會，號召協調行動。該計劃將在全球、地區和國家層面逐級落實。在中國倡議下，聯合國還召開公開討論會，探討反恐大計。在歐洲，歐盟已將防范恐襲作為頭等大事，成立“歐洲反恐中心”“反激進化高級研究中心”“歐盟網絡審查機構”等部門。歐盟十分重視情報合作，討論強化外部邊界監控，實現反恐數據庫互聯互通。在亞洲，上合組織將開展“團結—2016”邊防聯合行動，并于9月舉行聯合軍演。在非洲，布基納法索、馬里等4國決定加強地區反恐合作，實現信息共享和系統性合作。此外，不久前落幕的第四屆核安全峰會則致力于加強核材料安保，防范核恐怖主義。中國在會議上提出建設核安全能力建設網絡、應對核恐怖危機技術支持倡議等務實措施，受到各方矚目。

        然而，國際反恐合作欲做深做實，還面臨不少困擾。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尚無統一定義。有些國家持雙重標準，如侵害自身利益，就謂之恐怖主義，而對損害他國利益的恐怖分子，卻以人權等托詞為其開脫，甚至提供庇護和資助。這主要是因為大國博弈、地緣政治、教派斗爭、民族糾葛等方面的利益考慮往往壓倒反恐，成為一些國家的優先考量。在協作打擊“伊斯蘭國”時，這些矛盾表現得非常突出。“伊斯蘭國”當年正是利用對手之間的矛盾，抓住時機，發展壯大。下一步如參戰各方出現矛盾，不排除戰局逆轉、功虧一簣的可能。

        對恐怖主義應連根拔除

        對“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給國際社會帶來希望，但并不能徹底鏟除國際恐怖主義。為長遠計，反恐必須謀劃治本之道，將其連根拔除。

        恐怖主義就像一朵惡之花，它成長起來，需要種子，也需要土壤。宗教極端主義就是惡的種子。宗教極端主義并非宗教，而是對宗教的歪曲、褻瀆、糟蹋，是恐怖主義的思想支撐。國際社會應借聯合國推動《防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劃》之機，加強文明對話，擠壓宗教極端主義在網絡以及現實生活中的生存空間。

        地區沖突、貧窮落后等安全和發展問題是宗教極端主義落地生根、開出恐怖之花的土壤。不幸的是，當今世界居于主導地位的大國奉行新干涉主義，恰恰在批量生產此類土壤。

        “9·11”后，一位俄羅斯中東問題專家薩塔諾夫斯基曾說，只有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鐵腕才能有效遏制伊斯蘭極端勢力發展。但在美國及其盟友干涉下，上述三國都已陷入混亂，成為恐怖主義滋生的熱土，到頭來美歐也反受其害。可見，國家主權原則并沒有過時，仍然是維護地區和平，確保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屏障，也是防止宗教極端主義泛濫的堤壩。國際交往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尊重其他國家主權。同樣，也不能借反恐之名侵犯他國主權，播種新的仇恨。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游離于全球化潮流之外的人群受惠極少。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人更容易投入恐怖主義的懷抱。聯合國應努力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消除貧窮，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地區穩定，為根除恐怖主義作出貢獻。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安全與軍控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