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新問題與新學問、新潮流》

　　新材料、新問題與新學問、新潮流

 

　　——兼談徽學的學術定位問題

 

　　作者：欒成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20世紀以來，隨著史學理論的革新和新資料的發現，一批新學問諸如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藏學、徽學等相繼產生。這些新學問，自其誕生之日起，蓬勃發展，長盛不衰，時至今日，其中多已成為國際性顯學。然而，關于這些新學問的學術定位問題，至今仍說法不一。或認為其是一種“地方學”，如伴隨徽學的興起，一直有“敦煌學、藏學、徽學三大地方顯學”的提法，至今依然；或在學科定位時，不被視為學術研究的主流，而將其邊緣化；即使專門從事這些學問的研究者，對這個問題也不都是十分明確的。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認識這些新學問？它們在20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中到底處在怎樣一種位置？其實，關于這些新學問的學術定位問題，早在20世紀之初，國學大師王國維、陳寅恪等就有十分明確的闡論。“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王國維的這一著名論斷已多被引用和論述。與此同時，我們還應關注陳寅恪的精辟闡述：“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

 

　　這段文字雖只有寥寥數語，卻點出了古今學術發展的通義，堪稱精論，而成為關于學術發展史的經典性論述。其意蘊深刻，具有多層涵義：首先，學術發展是與時俱進的。學術研究如其他事物變遷一樣，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每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都“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不是完全重復過去老一套。這是學術研究發展的一種規律。其次，何謂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先生指出，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即謂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新材料、新問題，是構成時代學術新潮流的兩大基本要素。一般地說，新學問的產生大都由于新發現，即有了新發現與新材料才會有新學問，而陳先生在這里還提出了“新問題”這一概念。所謂“新問題”，當指時代提出的新課題。實際上，新材料與新問題，二者實為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新材料的重大發現促進了新學問的誕生；而新問題的出現，理論上的革新，則開拓了材料發掘的新視野。

 

　　20世紀以來學術研究的發展歷程正是如此。雖然每個時代都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但20世紀以來，無論是新材料，還是新問題，都與以往時代顯著不同，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新材料方面，20世紀初期，中國學界即有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新資料的發現。其中如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等更是中國學術史上千年未有之重大發現。在新問題方面，有關學術研究的目的宗旨、對象范圍及理論方法等，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學術研究的宗旨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過去的一般表象記述變為力求作出科學分析；研究對象與范圍大為擴展，涉及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特別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大大促進了基本理論特別是唯物史觀的傳播與應用，研究視角多維，研究方法多樣，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勢。

 

　　20世紀以來，與此前根本不同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被要求像自然科學那樣，重視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把握、結構分析、宏觀概括、個案剖析等等，強調科學論證與科學分析。如眾所知，中國傳統學術亦重考據，其中不乏科學論證的因素，但與新時期所運用的科學論證方法還是有所不同；又如傳統考據多以文獻證文獻，利用資料的性質和范圍都是有限的，而新時期的學術則提出更高的標準，要求在研究中自覺地運用科學的方法，對研究對象作出科學論證和科學分析。這就必須重視原始資料，重視第一手資料的發掘，重視典型資料的運用，走出以文獻證文獻的圈子。新時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另一個重大變化是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多樣化。與此相對應的是，要求研究資料的多樣性、系統性與綜合性。于是，研究資料采用的范圍大為拓展，除了文書檔案這類一手資料之外，諸如墓志石刻、出土文物，禆史筆記、譜牒家乘，乃至田野調查、圖像史料等等，都成為學術研究的基本資料。前述20世紀以來新資料的重大發現，如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均屬第一手資料，十分典型，且數量巨大，種類繁多，具有系統性與綜合性的特點。這些特點，正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要求相契合，成為新時期學術研究之最佳資料選擇。所以，自其發現之日起，就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遂以這些新資料為中心，形成了各自的新學問，從而構成了20世紀以來學術研究之一新潮流。

 

　　20世紀后期形成的徽學也是如此。作為徽學研究的新材料首先要從徽州文書談起。徽州文書是宋元以來徽州區域民間遺存的地方文書檔案，多是古代地方社會在官私各種交往活動中生成的原始文字記錄和文本，具有原始性、憑證性和文物性質。徽州文書原為民間所藏，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后開始少量面世，50年代為徽州文書的首次大規模面世，改革開放以來則是徽州文書的又一次大規模面世，或稱“徽州文書的再發現”。徽州文書主要為各單位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收藏，私人收藏亦頗為可觀。它數量巨大，迄今為止，估計公私所藏達100萬件以上；種類繁多，主要類別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約、承繼分書、私家賬簿、官府冊籍、政令公文、訴訟案卷、會簿會書、鄉規民約、日用類書、信函書札等等；跨越歷史時間長，宋元以降至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文書均有遺存；研究價值高，其中既有宋元明清時期各種珍貴的散件文書，又有匯集各類原始資料的簿冊文書；既有歸戶性文書，又有完整的商業賬簿和訴訟案卷；既有官私交往大量的土地文書，又有民間所藏各種珍稀文獻等等，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諸多領域，不乏各類專史研究所需要的典型個案資料，更為地方基層社會的綜合考察提供了寶貴素材。

 

　　不僅如此。與徽州文書一起，還有數量巨大的各類傳世文獻遺存下來。據近年來調查研究的統計資料，“見諸著錄的徽人著述總數在萬種以上，現存尚達6000余種。”其中經史子集各類著述近5000種，家譜2000種以上（胡益民：《〈徽州文獻綜錄〉前言》）。這些文獻所載十分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考古、醫學、文學、藝術以及數學、天文、歷法等諸多領域。其中有一大批文集、專著等典籍文獻，它們同時也是當時最高學術水平的代表之作；又有一批反映地方知識系統、極富地域特色的鄉邦文獻；還有一批纂修上乘的各類志書，府縣鄉鎮志書齊備，至今遺存仍達70余部（劉道勝：《徽州方志研究》）；更有數千部編撰成熟的家乘譜牒遺存于世。以上這些傳世文獻，與文書檔案相互配合，構成了一個少有的完整的文獻體系。此外，對徽州文物的遺存亦應加以重視。在原徽州一府六縣廣大區域內，古城、古村落、老街、古民居、古建筑、祠堂、牌坊、古橋、古塔、古碑等文物，都有豐富的遺存。有保護價值的古建筑、古遺址計5000余處，古村落數百處（翟屯建主編：《黃山市志》卷27）。

 

　　總之，徽州文書、徽州文獻、徽州文物以及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成了一個十分典型而又相當完備的傳統文化生態遺存。它們構成了徽學這一新學問最雄厚的資料基礎。而徽學研究的興起與徽學學科的形成，正體現了以新資料研究新問題的時代潮流。最早開辟徽州研究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著名專家傅衣凌先生說：“我對于徽州研究的發端，應追溯到三十年代。……50年代末，徽州民間文約大量流入北京，為徽州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使我擴大了研究的范圍，展開了明清時期徽州社會階級結構、土地租佃關系諸方面的探索。這些研究，使我對明清時代商品經濟在中國經濟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亦給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并為我以后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和山區經濟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資料。”（傅衣凌：《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序言》）

 

　　改革開放大大促進了學術界的思想解放，學者們對此前的研究進行了反思。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與探索，是否就只有大框架的、自上而下這樣一種宏觀模式呢？人們思考新的視角，尋求新的切入點，嘗試新的方法。于是，區域史研究趨于熱門，社會史研究重新興起，歷史人類學亦被提倡，社會經濟史的考察也出現了新的方法……具有雄厚資料、在宋代以后特別是明清時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徽州，自然進入人們的視野，很快成為研究者關注的一個熱點。面對當時國內外競相研究徽州的局面，我國徽學研究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張海鵬先生曾說：“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現實，于是我們決心發憤研究徽商。”（張海鵬：《徽商研究十五年》）與此同時，與徽學相關的學術團體和機構紛紛建立，關于徽學的國內外學術交流極為活躍，一批水平較高、影響較大的徽學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在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發展的大潮中，徽學應運而生，蓬勃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專門從事徽學研究的學者，其他學者也在關注徽州，其他領域的研究亦不乏利用徽州資料的事例。這是因為，徽州地處江南，雖不在長江三角洲核心位置，宋代以后卻一直屬于全國最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圈之內。其經濟繁榮，徽商雄居天下；文化昌盛，“四方謂新安為東南鄒魯”。新安理學、徽派樸學，都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所以，徽州的歷史文化又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而在宋元明清的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受到了廣泛的重視。在徽學興起過程中，許多中外學者正是從研究中國歷史、探究明清社會的視角出發而關注徽州的。美國學者約瑟夫·麥克德謨特在20世紀80年代即指出：“徽州文書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社會史和經濟史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料。”日本學者鶴見尚弘認為，徽州文書的發現與公布，“其意義可與曾給中國古代史帶來飛速發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發現敦煌文書新資料相媲美”。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美國、英國、荷蘭、法國等國的研究者利用徽州文書探究中國歷史文化，已發表多篇論文和多種著作。毫無疑問，徽州的文化遺存有其地域性的限制，徽州的歷史文化也富有地方特色，而另一方面，由于徽州的重要歷史地位及其典型意義，所以徽學研究又遠遠超出了地域性的局限。徽學乃是以徽州文書檔案、徽州典籍文獻、徽州文物遺存為基本資料，以徽州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進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與傳統文化的一門綜合性學科。

 

　　如前所引，敦煌學從有其名伊始就被稱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徽學雖以地名學，但不能因此就將其定為地方學。自古以來，以地名學者頗多，但以地名學并不一定就是地方學。徽學是繼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之后，因新發現而產生的一門新學問，是屬于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的一門學問，是當今時代學術研究之一新潮流。

 

　　《光明日報》（2018年11月19日14版）

原文鏈接：http://news.gmw.cn/2018-11/19/content_319928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