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重視詩話著作的詩學價值

　　詩話不等于詩學。所謂詩話，是專指與詩歌及詩人相關的助閑談類著作，它們一般多記事，少論評，即便有論評，占的比例也不大，較多的內容是關于詩人的逸聞、軼事，詩歌的分類、沿革、鑒賞，以及聊資閑談的涉及詩歌的話語，宋代之后不少詩話類著作，甚至純系前代詩話的匯編，不見或罕見編者的自家論評。而詩學則屬于研究詩歌的理論，從廣義上理解，它也指文藝理論，這是由亞里士多德《詩學》一書延伸的概念。不過，中國文學史上相當部分的詩話類著作，其實是很富有詩學價值的，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問世于南宋時代的嚴羽《滄浪詩話》，是一部具有鮮明風格特色且極富詩學價值的詩話類著作。全書包括五個部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這五個部分可謂有分有合：分者，各自獨立，條分縷析，思辨清晰；合者，五個部分均統合于全書的總體詩學體系內，無不圍繞作者的主體詩學觀念展開論述。書中，嚴羽旗幟鮮明地提出，學詩者須“以識為主”，這個“識”字，既包含認識，也包括見識、識力——對詩歌基本原理的認識、對詩歌技巧的見識、對詩歌價值的識力。而要達到這個“識”，必須做到八個字：“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從嚴羽對這八個字的闡釋中，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嚴羽推崇的是自漢魏晉以迄盛唐時代的詩歌創作，其中特別是盛唐（“以盛唐為法”）。嚴羽這里所提出的對詩歌創作和評論的認識觀，很值得詩歌創作者和批評者參考，他所倡導的，是他認為的詩歌發展的正道，這包括了楚辭、古詩十九首、樂府詩、漢魏五言詩等在內的整個這一路的詩歌，其中既有楚辭，也同時包含了古詩十九首、樂府詩、漢魏五言詩，以及杜詩等作品，它們所反映表現的內容及其藝術風格，與《詩經》的一脈相承。

 

　　不僅如此，嚴羽《滄浪詩話》最顯獨家特色的，乃是以禪論詩、以禪喻詩，由此提出“妙悟說”，其語謂：“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論詩如論禪”，“悟第一義”，“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很顯然，道與悟是嚴羽以禪喻（論）詩的核心概念范疇。這里所謂“詩道”，即詩歌的普遍真理，它是嚴羽整個詩歌理論的根本基礎，也是嚴羽詩學體系的基本命題和判斷標準，由此生發出對詩歌史、宋代詩歌和論學詩的種種論斷。筆者認為，如果說《滄浪詩話》是嚴羽闡釋詩歌理論主張的專門論著，那么以禪喻（論）詩，乃是嚴羽所闡發的詩歌理論主張的核心所在。當然，詩禪之喻難免偏頗之處。對言說詩歌所借助的禪而言，因其屬于宗教理性說教的對象——蘊含禪理和禪機（禪家機鋒），包孕了玄秘難測的成分，人們對其很難予以確切把握和捉摸，何況，禪本身畢竟不是詩，禪具宗教哲理色彩，詩則是文字表述情感的藝術形式，兩者可以有相通之處，卻也有不相一致者——禪靠悟，悟是其止境，達到了悟，即達到了禪的最高境界；而詩則不然，詩是悟外還有意，它并不以悟為止境，兩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盡管如此，嚴羽禪與詩關系的比喻，畢竟有助于對詩歌機理的闡釋與理解。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還說了一段非常具有詩學哲理的話，盡管對這段話的理解，迄今學界尚有異議，但筆者以為，仔細辨析，這段話中透露的，既是對詩歌本質的概括認識，也是對如何寫好詩歌并成為好詩人的切實指點。他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這段話充滿了辯證法，它既指出了詩歌就是詩歌，它的材，與趣、與書本、與學理均無關系，它不像學問，書讀得越多，懂得的理越多，水平就越高，它們之間沒有內在的必然聯系；但它也同時說明，要想寫好詩，成為好的詩人，如果不多讀書，不多懂得或掌握學理，那么，要想達到詩歌創作的高境界、高水平，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由此，嚴羽進一步提出了所謂好詩的界定與概括：“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里，嚴羽不僅指出了何謂詩——詩歌的本性乃在于“吟詠情性”，同時也闡明了他認為的好詩應該達到何種標準。在嚴羽看來，詩歌要有“趣”，這個“趣”的表現，在詩歌中應該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這才是高水準的表現，而能達到這個水準的，唯有盛唐的詩人作品，它們才是“透徹玲瓏，不可湊泊”、“言有盡而意無窮”——“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這段形象的比喻，后來成為后世不少學者在闡述詩歌鑒賞和評論時常加引用的佳句。

 

　　宋代胡仔編撰的《苕溪漁隱叢話》，雖屬詩話匯編之作，卻不乏個人獨立的詩學見解，其主要體現于編錄眼光和所作的論評與考據上，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例如，他說：“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傳不朽。”“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胡仔十分推崇江西詩派的“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說，認為詩作不必在多，只要有一句，或有數聯，或有一篇，能傳播于后世且膾炙人口者，即可以詩名世。但他并不贊成過分地求奇，且不主張泥于江西派而不移易，他力主“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這是比較客觀實在的認識見解。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姜齋詩話》，其詩話書名雖非王夫之生前所定，但書中所闡述的詩學主張，很值得首肯。如王氏所創的“以意為主”說：“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云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很顯然，這里所謂的意，乃指統帥詩篇中所有字詞及詞采典故的中心，是寓含于詩篇通體內部的思想內核，它主宰詩篇的靈魂，是詩人情感的寄托。在王夫之心目中，詩當意起而始，意盡而止，若違于此，則斷非好詩。對于意與韻的關系，即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系，王夫之認為，不能強求韻而破壞意，倘一味強意就韻，單純追求韻律的抑揚優美，致使意受損，而導致“氣絕神散，如斷蛇剖瓜矣”，則其詩肯定也就支離破碎、不忍卒讀了。可見，在王夫之看來，意絕對占據詩歌創作的主導地位，不可輕忽。

 

　　當然，在我們今天看來，上述詩話著作中所述及的論評見解，也有未必完全切合詩歌創作實際之處，有些詩歌主張或論評見解，不免偏頗之處，尚需作更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全面分析、闡釋和評判。只是我們花工夫去挖掘、梳理、提煉、歸納、總結，是可以為文學遺產的繼承服務的。

 

　　作者：徐志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客座教授）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21日13版）

原文鏈接：http://news.gmw.cn/2019-01/21/content_323809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