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宋型國家”的歷史

　　【治史心語】

 

　　感謝“首都師范大學燕京學者文庫（哲社類）”出版計劃，將我三十年來從事宋史教學與研究方面二百余篇論文選編25篇出版，這既是對我過去三十年研究宋史的一個階段性總結，也是對我年過花甲的一個最好紀念。這次選編的論文集除了《李燾筆下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歷史地位與南宋以后中國社會變遷》《唐宋史研究應當走出“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西方學人眼中的宋代歷史》4篇文章是新選的外，其他都選錄自己出版的四部論文集：《宋史論集》《宋夏史研究》《視野、社會與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論文稿》《宋夏史探研集》。已出版的四部論文集都有出版前言、自序或說明，對于結集也有簡略交代。這里主要是講一下近幾年我對宋史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新想法。

 

　　本論文集選擇《探尋宋型國家的歷史》為書名，就是蘊含著我對研究宋史方法論的一些思考。眾所周知，20世紀初以來對于宋代歷史地位毀譽參半式的評價落差之大，在秦漢以降中國古代各斷代史評價中所僅見。以往按五種社會形態說把宋代列入封建社會的下行階段，一度政治上腐朽、經濟上積貧、軍事上積弱等，幾乎成為評價宋代歷史的代名詞。進入21世紀以來，“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甚囂塵上，宋代一躍成為中國近世的開端。這種毀譽參半的評價從方法論上講都受到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和史學理論的影響，都是把宋代歷史附著在西方歷史卵翼之下的一種反映。故我想從宋代歷史的實際重新探討宋代歷史的特點，當然這些新想法還只是對自己過去研究的一些新反思而已。

 

　　總體而言，宋朝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在中國古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首先，宋代自始至終是一個不與游牧漁獵民族一爭雄長的時代，以往認為宋朝的積弱很大原因是強調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過于強大，其實不僅如此，其中還有著非常深刻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漢、唐帝國強盛時，能夠開疆拓土，以積極防御的態勢壓制主要對手——北方游牧漁獵民族政權勢力，削弱其軍事威脅。唐中葉以后經三教合流而形成的新儒家思想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與此前有了很大不同，華夷之分在漢族政權內知識階層的認知世界有了新的界定。宋真宗景德年間與遼朝簽訂的“澶淵之盟”，是漢族所建中原王朝放棄與游牧民族一爭雄長國策的標志。“澶淵之盟”的歷史意義討論目前多限于遼宋關系史，但這是中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漁獵民族關系分水嶺的重大歷史事件，關乎著中國歷史的走向，卻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過去認為宋朝的積弱與宋朝的“守內虛外”國策分不開。但這多是從內政外交政策的“內外”角度去考量，其實若從宋朝對西、北、南邊疆守土來講，從太祖開始就只守唐中期以后形成的農耕“內地”——以漢族聚居區為主，并無恢復漢唐“內地”以外舊地的舉措。即使到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欲恢復漢唐景象，也是漢唐時所謂的王化之地——燕云十六州和河西、河套、河湟等。但是這種做法并沒有得到大多數知識階層的認同，北宋滅亡后南宋人總結亡國原因時幾乎一致認為王安石變法變亂祖宗法度，開邊生事是首要原因。可見太祖以來形成的守內虛外是經唐后期五代至宋人形成的既定方針。對于宋人來說“欲冦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〇五，紹興六年九月癸巳）。這個“最得御戎之上策”，實則是漢族政權主動的戰略退卻，為一爭雄長的游牧漁獵民族進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機會。“樹欲靜而風不止”，不進則退。由此看10至13世紀的多民族政治對峙下的文化認同，再由此看宋朝之后民族政權的更迭，中華文明和疆界的形成，細究于心都會得出不同于現今的許多有益認識。

 

　　其次，宋朝奉行養兵政策，豢養一支以募兵為主的龐大軍隊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獨一無二的，盡管明清中后期也實施募兵制。中唐以后，隨著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繼瓦解，募兵制日漸代替征兵制，養活一支以流民為主的軍隊，使得養兵費用在國家財稅收支上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到北宋中期養兵費用已達五千萬貫之巨，占國家財稅收入的70%~80%，帝制國家為了籌措這筆巨大的軍費開支，自真宗咸平年開始“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長編》卷四三，咸平元年八月丁亥朔）。將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鹽、茶、酒、礬、醋、礦冶、香料等統統專賣經營。這種以工商稅收為主的財政政策，大致也為中國古代各朝所僅見。五代至宋初，政府主要靠嚴酷的法律禁榷，由各級官府直接經營，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生產、銷售環節，但是官營成本高，效率低，國家只得向民眾主要是商人開放銷售（流通）領域，諸如在經濟領域廣泛實行買撲招標制，并逐漸開放部分生產領域，這就使得宋代的商業市場、城市城鎮發展，呈現出與前代甚至與后代不同的面貌，從而造成空前的繁榮，并由此也促成經濟的大發展。但是過去我們囿于西方社會科學和經濟史理論的范式，對此輕描淡寫，未給以足夠的重視，或者多從國家干預經濟的負面作用及其導致歷史進程因果顛倒的關系加以批判。我個人以為這是偏離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本相的一種認知，實際上對宋代經濟史研究有必要重新認識帝制國家財經政策亦即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以及市場繁榮背后的國家財經供需因素，庶幾方可道升堂奧，更接近宋代歷史發展的實際。

 

　　再次，宋朝科舉取士之多，文官地位之高，整個文治氛圍居于秦漢以降各代之冠，已是學界的共識。遺憾的是，迄今并未見較為全面深刻剖析貫通宋代文官政治論著的問世。

 

　　至于宋學與漢學成為中國古代經學分野最具代表性的兩大類型，也已是常識。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唐朝《五經正義》的頒行，是為漢學的第一個嶺頭，從唐中葉開始的儒學復興至宋代，在北宋有《三經新義》，到南宋則有《四書章句集注》，構成宋學的完整體系，到明清繼承漢宋方有《四書五經》。經學學風和釋經方法的轉變實不僅僅是思想文化內在理路的轉變，更折射著社會歷史內容和觀念的變動。北宋的荊公新學力圖通過建立剛健政府、完善社會制度來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結果是導致權力膨脹、腐敗公行；南宋由朱熹完成的道學或理學反其意而行之，欲從正君心、重塑君主“圣人”形象來實現先王的社會秩序，結果是君心不僅沒有被“正”，反而使整個社會呈現在“萬馬齊喑究可哀”之中。從目前的研究看，經學學風和釋經方法的轉變對中國古代社會特別是對宋代社會歷史影響的重估，還遠遠不夠。而傅樂煥先生對宋型文化已有論述（當然還需新的補充），不贅。

 

　　以上不是為了重復敘說中國古代各王朝之間的簡單比賽（參見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論》附錄：朝代間的比賽），而是要充分說明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鮮明特色類型的時期。因而從宋代歷史的實際出發，揚棄西方漢學的范式、模式，探討宋代歷史本身具有的獨特內涵及其意義，我深切感到這應當是今后研究和教學努力的方向。

 

　　（作者：李華瑞，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本文系作者即將出版的《探尋宋型國家的歷史》自序，有刪改）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21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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