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絲路紀行詩的主旋律

　　清代絲路紀行詩人的構成復雜，包括軍旅詩人、戍邊官員、游幕投邊文人以及清廷流人，而以流人群體中詩人的規模最為龐大，詩作水平也較高。在這些絲路詩人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乾隆年間紀昀創作的《烏魯木齊雜詩》160首。此外還有洪亮吉《伊犁紀事詩》42首，祁韻士《西陲竹枝詞》100首，福慶《異域竹枝詞》100首，林則徐《回疆竹枝詞》24首，葉禮《甘肅竹枝詞》100首，王曾翼《回疆雜詠》30首，左肇奎《伊犁紀事》20首，蕭雄《西疆雜述詩》150首等。

 

　　清代絲路紀行詩題材大為拓寬，內容豐富多彩，凡山川之走向、關塞之險要、物產之分布、民族宗教之關系、風俗習慣之異同、政略軍略之得失皆囊括其中。由于遠離中原，而且地域非常遼闊，旅途漫長而艱辛，行旅絲路的文人只得以詩自娛，正如祁韻士所言：“長途萬里，一車轆轆，無可與話，乃不得不以詩自遣。”（《蒙池行稿》自序）再加上路上絲綢之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曾是中原溝通外國、對外開放的唯一通道，有著豐富的歷史遺存和文化遺產，詩人所到之處，山川、風物、土俗、民情、古跡等無不激發著他們的創作熱情。而絲綢之路自漢唐以來，就是多種文化匯聚、碰撞、融合的關鍵地帶，至清代已經形成了與中原迥異的多元文化品格，所以清代絲路紀行詩作當中，詩人們幾乎將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所感毫無遺漏地形諸筆墨，吟成詩篇。

 

　　清人的絲路紀行詩作中，清代西北邊疆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所反映，有些詩作堪稱“詩史”，如左宗棠的幕僚施補華所作的《重定新疆紀功詩》，敘述了左宗棠統領西征軍收復新疆的全過程，此詩為四言長詩，共280句，凡1120字，其認識價值不可低估。同時，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地理環境千差萬別，戈壁、草原、雪山、沙漠、綠洲等地貌交相呼應，獨特的地理風光在詩人筆下形成了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詩歌風貌。而絲綢之路自古又是多民族共生共存、共同發展的黃金地帶，多民族聚居的民俗事項也成就了清代絲路詩歌創作的一大特點，民族習俗、宗教信仰等皆成為清代詩人吟詠的對象，甚至很多詩人直接用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入詩，凡此種種皆造就了清代絲路紀行詩歌獨特的風格。

 

　　就詩人自身創作風格而言，絲綢之路上的壯美風光、深厚的歷史積淀，又陶鑄了他們的審美趣味，影響詩人的創作觀念和風格，許多詩人在行旅絲路之后，創作更上層樓，洪亮吉即是一例。論者對其絲路紀行詩評價甚高，如“塞外諸詩，奇情異景，窮而益工。”（《國朝詩萃二集》），“至萬里荷戈，身歷奇險，又復奇氣噴溢，信乎山川能助人也。”（《聽松廬詩話》）

 

　　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專制王朝，在其近三百年的歷史當中，發生了不計其數的重大事件，而再次統一西域、打通絲路，毋庸置疑地成為清王朝最值得肯定的歷史貢獻之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經歷了天山以北兩討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天山以南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之后，清代中央政權終于統一天山南北，將河西走廊所連接的西域廣袤的疆域再度納入中央王朝的版圖。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曹學閔建議重修《一統志》，其理由就是要將剛剛重新統一的西域納入到《大清一統志》，“以昭大一統之盛”（《大清一統志序》）。乾隆四十九年完成的續修本《大清一統志》，專門以七卷的篇幅設立了“西域新疆統部”，這次重修“體現了大一統版圖的完整以及西域少數民族地區與祖國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系，從而貫徹了國家大一統的纂修宗旨”（星漢《清代西域詩研究》）。乾隆皇帝還頒旨對西北進行實測，將西域各地的節氣時分補入《時憲書》，新疆輿地收入《內府輿圖》，這些措施都宣示著疆域統一之后，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和政治地域的認同。嘉慶十七年（1812），嘉慶帝命令穆彰阿等再次重修《大清一統志》，將“西域新疆統部”明確為“新疆統部”。清代確定的“新疆”，并沒有新辟疆土之意，同光年間平定張格爾之亂、抗擊沙俄侵略的陜甘總督左宗棠總結得好，他稱為“故土新歸”確切地反映了中原士人對待這片區域的認識和歷史情感。

 

　　縱觀絲綢之路的歷史盛衰我們會發現，國家的統一安定是絲綢之路暢通、繁榮的根本前提，和平共處、互惠互利、平等交流是絲綢之路上的各國家、民族在歷史實踐中達成的共識。因此，追求和平與統一、反映交流與認同，是整個清代絲路文學的主旋律。

 

　　首先，清人絲路文學的主題表現上，除了傳統的風光紀游詩作以外，大量的作品所反映的是絲綢之路上的各民族共同開發西北邊疆、友好交往，以及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相互理解和認同的社會生活場景。這些描述不僅是國家大一統局面下的潤色鴻業、歌功頌德，更深層地反映了諸多中原士人身履目驗、實地體會之后的真切體會。他們的創作，無一例外都在向我們傳遞一個理念，邊疆的鞏固和繁榮，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諸如周珠生“且喜皇圖無內外，笑他秦帝筑長城”（《呼圖壁貽施巡檢》），即暗含此意。

 

　　其次，創作視角的轉換上，清代絲路文學的創作者也有了新變。版圖的統一，疆界的明確和國家意識的增強都對清代的絲路詩人產生了很大影響，這體現在清代詩人理解和審視乃至記錄、評價絲路社會生活的時候，其身份和立場的改變。他們的身份從旅行者、外來客變成了主人翁。有了這樣的認識，他們看待邊疆風物、少數民族文化，更多的是本著寬容的善意去觀察，是以“同胞”的立場去理解和認同，如施補華《輪臺歌》有句云：“衣冠大半仍胡俗，郡縣從新隸職方”，即反映了中央政權雖然設立郡縣、統一了政治區劃，但還是尊重少數民族習俗，說明清代文人已逐漸將以漢民族為主的視角轉換為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視角。

 

　　再次，意象選擇上，反映出清代詩人進步的民族文化心態。在傳統的絲路文學作品中，尤其在邊塞詩作當中，絲路上的陽關、樓蘭、塞外、孤城、陰山、沙場、胡虜等意象，往往傳達給讀者的是一種荒涼、冷寂的感受，使人感覺西域是一片不毛之地，陽關之外的少數民族是未開化的蠻族。這是由于絲綢之路上的地理特征與中原差別較大，而中原與西北邊疆的民族交流由于絲綢之路的斷絕又較少的緣故。清代統一西域之后，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原與絲綢之路上各民族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所以清代文人對這片廣袤的土地更加熟悉，他們的詩作有意消除了邊地與中原的隔膜感，通過對邊疆風物的描述，不再刻意放大文化、地理環境當中的“異質”特征，表現出了一種求同存異、民族共融的態度。在他們的詩作之中，雖然傳統的邊塞意象仍在使用，但其蘊含的文化心態卻早已改變。“衣冠通日下，風景似江南”（畢沅《抵迪化城有作四首》）、“春度玉門關外滿，不須聽作戰場聲”（和瑛《聞城上海螺》）、“祁連山上春如海，開到江南桃李花”（鐵保《次及門阮中丞寄懷原韻》），這樣的描述拉近了中原與邊地的距離，也還原了一個較為真實的絲路面貌，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清代士人進步的民族文化觀，體現了詩人們對邊疆文化環境的認同。

 

　　作者：侯冬（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21日13版）

原文鏈接：http://news.gmw.cn/2019-01/21/content_323809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