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種視角閱讀浙江——讀《浙江古寺尋跡》

　　作者：嚴紅楓（光明日報高級記者）

 

　　收到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郭學煥的新著《浙江古寺尋跡》，我既十分驚喜，又萬分感慨！

 

　　驚喜是因為自2002年以來，郭學煥先生已經相繼出版了《郭學煥詩書篆刻選》《郭學煥詩選》《歲月金蘭》《飲馬衢江》《馳騁浙江》《求學路上》《孔子后裔在浙江》等。現在，這本歷時四年、讓郭學煥傾注了心血的《浙江古寺尋跡》又出版了。

 

　　感動、感慨是因為作為浙江大學機械系畢業的郭學煥，從小愛好文學、書法篆刻，不但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20多年前，他還擔任過浙江省衢州市市長、市委書記，后又任浙江省交通廳廳長。

 

　　十多年前，離任后的郭學煥也曾經有參加一些協會、當個什么顧問、掛個什么頭銜的機會和活法，但他選擇只做那些自己有興趣、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于是，他潛心研究起中國的歷史文化，浙江的歷史文化。

 

　　歸于平淡，于平凡中選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需要有定力、勇氣和智慧。這正是更讓我感動、感慨的原因所在。

 

　　其實，這種選擇，在27年前，郭學煥就已經做出了。20世紀90年代初，當一些著名城市競爭申報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時，衢州并不被看好。但是，1992年，衢州成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兩年后，又成功申報成為全國重點歷史文化名城。兩千年古郡衢州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衢州不但有孔氏南宗家廟，而且有孔子第75代嫡長孫孔祥楷。

 

　　這是一段被湮沒的歷史。27年前，從沈陽黃金學院邀請孔子75代嫡系長孫、最后一任孔氏南宗奉祀官的孔祥楷回到故鄉管理家廟事務。這背后重要的推手，就是當年主政衢州的郭學煥。自此，衢州既有孔氏家廟，又有孔氏宗子傳人。

 

　　20年后，他離開政壇，潛心追訪歷史，撰寫了《孔子后裔在浙江》一書，向世人揭示了衢州為什么會有孔氏家廟，孔子嫡系長孫怎么會在衢州的謎底。

 

　　“郭書記，繼《孔子后裔在浙江》，這次，您怎么又想到寫這么一本冷門書的？”（因為衢州是我的老家，我一直這么稱呼他）面對我的提問，郭學煥反問我：“‘古寺’這兩個字，會讓你想到什么？”

 

　　“是‘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詩畫意象吧？”郭學煥說：“其實，‘古寺’，不僅特指佛教歷史意義上的‘古老寺院’，同時也是一種深植于歷史長河中的‘文化意象’，并在廣大民眾中具有普遍影響的‘歷史記憶’與獨特的‘文化符號’‘文化景觀’。因此，‘古寺’也是一種具有中國元素的‘文化現象’”。

 

　　郭先生雖沒有正面回答我的提問，但是我已經找到答案：這源自他對中國文化發自內心的熱愛。他想通過“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向我們展開一幅浙江寺院文化的長卷。

 

　　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便與華夏文化相交融。佛教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佛教寺院文化便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隋唐以后，佛教寺院創建越來越普遍。佛教寺院中的殿堂、佛塔等建筑，銘刻、雕塑、繪畫、書法、楹聯、詩詞等藝術作品，皆反映了佛教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在浙江佛教的沿革過程中，古寺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

 

　　“中國佛教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浙江佛教的沿革過程中，古寺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值得記寫。”郭學煥說：“同時，記寫浙江佛教古寺也是為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也能為建設文化浙江、促進浙江旅游事業和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盡一點綿薄之力。”

 

　　2013年，在完成了《孔子后裔在浙江》的撰寫后，郭學煥便開始著手撰寫《浙江古寺尋跡》，介紹浙江佛教文化。

 

　　浙江古寺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撰寫時，郭學煥要求自己，一是要尊重史實，如實記寫。有時為了弄清楚一件事，他會查找幾處史料，以互相印證。遇到個別史料上有不同記述，無法確認時，他便把不同之處一并羅列，讓讀者和歷史再作驗證。二是一定要到實地尋跡、考察，走訪當地、當事人，聽取他們的介紹，從中了解情況，尋找史料，現場體悟。

 

　　浙江古寺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由于他自謙對佛教和佛學的了解、知識不足，因此，撰寫時除閱讀寺院提供的志書、資料外，他搜集和查閱了大量有關書籍和信息，如《高僧傳》《景德傳燈錄》《禪宗大詞典》等，有時為了撰寫一篇文章得閱讀數萬字的文字資料。

 

　　這本新著博征文獻，書后附錄的參考文獻就達152種。作者考諸古寺實跡，訪談高賢僧人，對浙江11個地市的古寺文化進行尋跡記述，實現了浙江古寺文化研究的新突破。

 

　　浙江古寺很多，超過千年歷史的就有百余座。郭學煥說自己能力有限，不及一一記寫。于是，他確定了“兩必寫、一部分”的原則。

 

　　“兩必寫”：一是，浙江省全國漢族地區佛教重點寺院13座和省級佛教重點開放寺院26座必寫；二是，涉佛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1處，和省文物保護單位35處必寫。“一部分”，即部分高僧。在記寫古寺的同時，“以寺記僧”，重點記述一部分高僧。歷史上，浙江高僧甚眾，于是列出了重點記寫的四條要求：一是開宗派、創流派的；二是有重大著作、對弘揚佛法有重大貢獻的；三是擔任過全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以上職務的；四是20世紀初及以前的。

 

　　根據上述“兩必寫、一部分”的基本原則，郭學煥考察古寺名剎、拜訪住持寺僧、搜集志書資料，四年里先后跑遍了所有在省域內的全國、省重點寺院，在浙江的江南禪院“五山十剎”，大部分涉佛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如杭州、寧波、溫州、臺州等古寺較多的城市，考察皆達三次以上。而且每訪一處盡可能把情況了解清楚，不然，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樂此不疲。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陳永革為這本書作序時評價說：《浙江古寺尋跡》通過持續四年探尋浙江大地上“古寺文化”，深入文獻及實地考察，充分挖掘“浙江古寺”所深蘊的歷史積淀，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多維度地呈現“浙江古寺”鮮活的當代景觀。這部通古貫今的《浙江古寺尋跡》，既引人探尋浙江寺院的“歷史之古”，更讓人領略浙江佛教的“文化之厚”。

 

　　《浙江古寺尋跡》被列入浙江文史研究館文史叢書，無疑是一本集中記寫浙江古寺文化的佳作。走訪古寺，搜集、閱讀資料，并著手寫作，歷時四年，郭學煥以其獨特的“以寺記僧”“因僧顯寺”的寫作手法，將古寺與名僧圓滿地結合起來，突出了名寺、名僧的歷史聯結；在五大佛教名山和全國重點寺院的走訪考察中，他還將所見所聞的人與事、所感所受的情與理記錄下來。此書圖文并茂，夾敘夾議，抒情寄慨，更增進了我們對寺院文化的了解，這使得《浙江古寺尋跡》有益有趣且雅俗共賞。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30日16版）

原文鏈接：http://news.gmw.cn/2019-01/30/content_324371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