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經》學和唐詩的形成

　　作者：韓宏韜（河南科技大學副教授）

 

　　長期以來，因受制于清代皮錫瑞所謂唐代為“經學統一時代”以及四庫館臣所謂“漢宋體系”這兩大經典判斷，唐代《詩經》學史，一般被淹沒在經學史和《詩經》學史的宏觀架構之中：以“安史之亂”為界，前段歸漢學，后面歸宋學；而它本身的總體特征和發展規律的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回應。唐代《詩經》學線索不清、特征不明，不僅暴露了學術鏈的不平衡，而且與盛唐經濟的繁榮、文化的輝煌、國祚的長久之宏大歷史場域是極不相稱的。其實，在唐代，傳承《詩經》的主要群體，已經不是專注于注疏的經生，而是風起云涌的詩人。因此，我們應該到浩瀚的詩海中去發現唐代《詩經》學；另一方面，也得以透過《詩經》學來考察唐詩生成的脈絡。

 

　　經學和儒學雖然關系密切，但畢竟不是一回事，儒學更在意經典闡發的主體性及其實踐價值。錢穆在《中國儒學和文化傳統》一文中，就唐代的情況判斷說：“儒學于經史以外，卻另有一番轉進”，其貢獻是“能把儒學與文學匯合，從此于經史之學之外，儒學范圍內又包進了文學一門”，“自唐代起，自杜詩、韓文始，儒學復進入了文學之新園地”，“把儒學來作為文學之靈魂”，“自此以后，必須灌入儒家思想才始得成為大文章”（《中國學術通義》）。錢先生“儒學轉進為文學”的論斷，補充和超越了皮錫瑞與四庫館臣之舊說。

 

　　早在上世紀初，西蜀學者劉咸炘就已經發現唐代學術的特殊性，特撰《唐學略》一篇，提出“唐學”的命題：“世皆言漢學、宋學，而無言唐學者。實則唐學非無可言也。”唐學乃“兩宋之先河”“六朝之后海”，其獨特性在于“于學則輕細目而重大義，賤雜家而標儒宗；于文則輕藻采而重質干，賤集部而標經體。其長為能反源本，其短則流為枵夸”（《推十書》）。劉氏深刻指出了唐學崇尚儒學與古典的表征，并進而發現“唐有特異之風”，即“擬經”。

 

　　非常有趣的是，與錢、劉同時的陳寅恪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見解，其《元白詩箋證稿》云：“樂天《新樂府》五十首……質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詩經》，誠韓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不過昌黎志在《春秋》，而樂天體擬《三百》。韓書未成，而白詩特就耳。”從宏觀到具體，陳先生不僅同樣指出了唐代擬經的潮流，而且為錢、劉之說，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為錢氏所謂“儒學轉進為文學”“把儒學來作為文學之靈魂”，以及劉氏所謂“標儒宗”“標經體”“反源本”做了一個恰切的注腳。

 

　　綜觀三位大師的論斷，不禁豁然：唐學尊崇儒學和古典，作為儒家經典最具文學性質的《詩經》理應受到當時詩人的認同和垂青，只不過研究路數已經從過往的注疏轉向審美，不再執著于大義的闡發，而是注重從形式到精神的模擬。也就是說，《詩經》學在唐代被“詩化”了。“詩化”的命題，尚未見有學者言及，但是，以上前哲相關論述分別從不同的理論維度暗示了這種邏輯發展之必然。另外，我們亦可從創作和鑒賞的角度來看唐代《詩經》學的“詩化”表征。

 

　　《詩經》是經典的經典，唐人在詩歌理論和創作上推崇《詩經》，獨標風雅比興，即劉氏所謂“唐代特異擬經之風”在詩歌中的彰顯，這一現象已為學者熟知。就鑒賞而言，歷代詩論中，有一非常特殊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宋代以后的學者，在品鑒唐詩的時候，每每與《詩經》相比附，揭示兩者的淵源關系。而對其他時代的詩歌卻非如此普遍。明代楊慎深諳三昧：“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后章之意也。”（《升庵詩話》卷八）與宋詩相比，楊慎不僅揭示了唐詩與《詩經》的神似之處，說明唐人以《詩經》為模范的實踐的成功，而且，指出了唐人“以作詩來解《詩》”的詩性的或藝術的闡釋形式。這是唐代《詩經》學“詩化”的又一典型案例。以唐詩來解說《詩經》，為我們研究唐代《詩經》學提供了一種可行的路徑。

 

　　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唐詩與《詩經》關系的研究做了很多深耕工作，從而，也充分例證了錢先生關于“唐代儒學轉進為文學”論斷的深刻性。簡要地說，唐代《詩經》學的詩化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孕育期、自覺期、成熟期、高潮期和延續期五個階段。孔穎達《毛詩正義》所闡發的儒家詩歌理論，對唐代詩歌的形成具有預設和規范作用。陳子昂與李白皆自覺上本《詩經》來開唐代詩歌之新運；而匯通《詩經》（儒學）與詩歌（文學）的運動，到杜甫方告完成。杜詩之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儒學之表現。其后，韓愈、白居易則將詩化運動推向極致。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認為，“儒學的確立是文學確立的重要條件”，文學創作“是作為儒學實踐的一部分來進行的”。杜甫所謂“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韓愈所謂“約風、騷以成詩”，他們都是把《詩經》中的儒學精神作為詩歌之靈魂，從而成為唐詩的傳統。唐詩的熾熱激情正是與《詩經》的積極自信遙相呼應的。吉川與錢穆先生的論說相映成趣，共同闡明了《詩經》學與唐詩共生的意義。

 

　　唐代《詩經》學詩化的過程，不僅融進了唐詩的血液，而且參與了對盛唐氣象的陶鑄：其一，唐詩正統化。唐代《詩經》學由經學轉進為詩歌，儒學蓬勃向上的功業觀使得唐詩得到當時社會以及后人的普遍認同。其二，詩人文儒化。唐代從經、文對立兩分（孔穎達、李白），到文儒合一（杜甫、韓愈），經、史、文統一于儒學，儒學范圍進一步擴大。初唐經學家與詩人往往不能兼得，但是中晚唐以后卻逐漸改觀。其三，官僚詩人化。詩歌正統化，作詩不單是時尚，也是走向仕途必備的技能，詩人成為官僚的基本標識。其四，詩學范疇化。唐代以標榜風雅、比興、六義為核心的范疇運動，是《詩經》學詩化的重要途徑，也是唐代詩學范疇化的必然。其五，詩人群體化。詩賦取士，《詩經》“可以群”的功能在唐代復盛，激發詩人的兼濟之志，促成了唐詩的開放性、功業性特征。

 

　　總之，時代風尚不同，學術必然轉型。唐詩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唐代《詩經》學詩化轉向的過程。不過，目前學界基本上還是采用傳統的接受學方法，處在以《詩經》證唐詩的階段，而在唐詩中觀察《詩經》學存在和傳播的樣態似乎還專力不夠；另外，本領域的學者尚需用更加宏觀的視野，突破傳統思維的瓶頸，將研究對象置于學術史的流變中考察其特征和規律，從而使得唐代《詩經》學研究不斷深入。

 

　　《光明日報》（2019年02月1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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